全国首届侦探小说（宏业杯）大赛近日在北京揭晓，《无铃的马帮》（白桦，《人民文学》1954年6期）、《双铃马蹄表》（陆石、文达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55年）、《刑警队长》（王亚平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0年）、《河边的错误》（余华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）等60部作品分别荣获“佳作奖”、“佳作提名奖”、“新作奖”、“新作特别题材奖”，16部作品荣获“翻译奖”。
侦探小说也被称为“智慧文学”，它以曲折的情节，强烈的悬念，严谨的逻辑为表现手段，显示出独有的魅力，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。据统计，在西方畅销书和影视作品中，侦探小说和具有侦探内容的题材，占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，而据1998年中国出版者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和本报联合进行的“中国的孩子爱读什么书”的调查结果表明，侦探惊险作品位居前列。
侦探小说在国内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，但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波洛，而中国侦探小说有哪个作者和人物形象能够这样深入人心呢？
据法制文艺委员会秘书长于洪笙女士介绍，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的侦探小说，本世纪初借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传入中国，到了30年代，在中国已略成气候，当时有不少人翻译它们，包括程小青、林语堂、周瘦鹃等，还有5、6个刊物宣传和登载这些作品，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探案之余，写出了《霍桑探案集》。1949年以后，公安部第一任部长罗瑞卿曾要求全国公安干警都读读《霍桑探案集》。50年代时，苏联的“反特”小说，“肃反”小说传入中国，赢得一批青少年读者，以真实案件为素材推出的小说《双铃马蹄表》（后被改编成电影《国庆十点钟》）开了中国当代侦破惊险小说之先河。“文革”后期，这类电影又开始出现，如《铁道卫士》等。80年代以来，西方翻译作品、包括日本推理小说大量涌入中国，据1981年统计，当时侦探小说在市场的占有率是第一位，由公安部主管的《啄木鸟》等杂志也应运而生，中国侦探小说数量日渐繁盛。王亚平的《刑警队长》、李迪的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、海岩的《便衣警察》都是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此类作品。
此次评奖参赛作品达1000多部，基本涵盖了建国以来所出现的有影响的侦探小说，然而，作品数量虽然不少，但缺乏精品是人们公认的事实。作为评委之一的苏叔阳先生说，其中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：首先，人物形象立不起来，主要不是写人，而是写事；其次，作者太不自信，急于告诉读者结果；第三，小说写法很不成熟，像案情报告。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委说，他看了1996年以后的6部作品，有2部较好，其余4部无论就文学修养、文字技巧还是叙事方式而言都相当幼稚，渲染太多，比起国外同类作品相差较远。至于不好的原因，这位评委认为，也许中国人对侦探小说的期待过高，中国的这类作品又要反映社会现实，又要符合政策，又要人物具有高贵品质，承担了太多的教育责任和道德责任。而国外作品不承担这类责任，就是破案、推理，侦探小说就是智力测验，无需反映社会现实，将侦探小说归于通俗小说并不是贬低它，现在人们把侦探小说和严肃小说的作用混淆了，就像中国的喜剧和小品的失败也是由于承担的太多了。
侦探小说就它的消费性质而言，属于大众文化范畴，但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样式，对作者有着特殊要求：它需要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作为其创作活动的基础，这不仅包含着文学修养，也包含着许多文学以外的专业知识，如侦察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以及各种法律知识等。从我国当代许多侦探小说作者来看，智力一般，大多只会编故事，知识结构很不完整，而世界上一些优秀的侦探小说作者，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文学以外的专门知识，如柯南道尔是医学博士，克里斯蒂是个毒药方面的专家并深谙心理学。作者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结构的优劣，与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有着极大关系。《新闻出版报》主任记者郭晓虹几年前在本报以“点薇堂主”之名开设的专栏“新拍案惊奇”，一度曾极受赞誉，以一介女流而能写如此文章令人称奇，记者猜测她应该是位侦探小说和旧武侠小说的爱好者而采访了她。郭晓虹说，50年代时我国从前苏联译介的一大批“红色保险箱”丛书对当时的青少年影响很大，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体现在侦探小说方面。60年代以后她开始阅读这些书籍，包括科幻小说《陶威尔教授之头颅》等，然后又读了福尔摩斯系列，使小时的她大开眼界。80年代以后《啄木鸟》杂志每期给她寄赠。她觉得中国的侦探小说基本上是对外国作品的简单模仿，牵扯一点中国的背景，连苏联的水平也赶不上，作品开始时设一大堆悬念，主线和细节合不起来，既没有逻辑推理，也看不出内在的联系，特别乱、杂，许多假象也归结不到案情上来，远远不能达到严丝合缝的程度，从中看出作者没有受过科学训练，只有一点文学感受和生活体验，试图揭示很多问题，又没有开阔的眼界和视野，太小看了读者。
尽管对国内侦探小说评价不高，但郭晓虹仍然认为此番设奖鼓励侦探小说，说明人们在关注这个领域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她说，从阅读的角度而言，侦探小说是通俗小说，但它绝不庸俗，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，它有很高的美学追求，是用批判的手段揭露人性丑恶的一面，挖掘人的心灵，是对真、善、美的另类歌颂，注入了作者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。郭晓虹强调科学训练对人的影响，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水平是和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、文化水平相联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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